人死是因为人是人

人死是因为人是人

马修·麦克劳,《莫忘死:通向永生盼望的惊人道路》

第1章,《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一)

让我们想象有一大群人披枷带锁,都被判了死刑,他们之中天天有一些人在其余人的眼前被处决;那些活下来的人就从他们同伴的境况里看到了自己的境况,他们充满悲痛又毫无希望地面面相觑,都在等待着轮到自己。这就是人类境况的缩影。——帕斯卡,《沉思录》

帕斯卡如此看待整个人生。人被定罪,等着被处死,他在周围每一个死去的人身上,看到他自己死的预兆,这表明将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提醒他很快要轮到他。而他能做的,只有等。

帕斯卡带着一种孤独的死亡感活着,这死亡感是我们今天许多人最为陌生的。当然我们知道人会死,就连与我们亲密的人也会死。但有多少人在别人死这件事情上看到,这是预兆自己的死?

我们人人活着,都逃不过死刑判决,我们仍在等轮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不再诚实面对这事实而已,帕斯卡看到的,我们大多数人已经再也看不到了。

在我们看死带来的难题,它如何显出耶稣的美之前,我们需要考虑,我们如此多人如何、为什么已经不再一开始就关注死。首先我要说明,我们的文化常常在四方面否认死,然后问,我们为什么要回避这事实。

从家到医院:我们现在在哪里死去?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死是一个陌生地方,属于另一个世界。死不仅是我们从未去过的地方,死亡过程还是我们极少目睹的。最重要的,死是我们并不经常考虑的现实。在这方面,西方社会这时候的情况,和历史上,和现在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地方都不一样。死从我们意识里被排除出去的第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现代医学了不起的成就。过去一个世纪,医学已经让我们越来越长寿,生活越来越舒适,但也为我们营造出某种空间,让我们活着以为自己不会死。

历史背景有助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这种经历其实是独特的。三百年前的人无法回避死亡,因为死无处不在。一位历史学家说:“死住在人家里。”死发生在每一个人家中,不仅发生在你的祖父母,也发生在你的父亲,小弟弟和你的新娘身上。死发生在你的孩子身上。

想象你生活在1600年代后期北美马萨诸塞殖民地,当时一对夫妻平均生大约九个儿女,但其中三个会在二十岁前死去,平均三分之一。一些家庭情况更糟糕。

这意味着,人结婚的时候,就会预料到会埋葬自己的儿女,怀孕的时候知道自己很有机会活不过生产这一关,孩子发烧的时候,父母不会为他们不能上学烦恼,而是担心他们可能根本无法康复,他们不管染上什么疾病,都意味着家中其他所有人都有可能死。

现代医学进步,已经给我们生活中出现的死带来根本的深远影响,其中大部分是极好的。到了十八世纪后期,五个人当中有四个人是在七十岁前去世,人的平均寿命接近四十岁。现在人平均寿命将近八十岁。

我们不仅活得更久,还活得更好。以前的人要忍受疼痛,现在新药,新手术,总是日新月异的技术,已经能消除,至少能压制疼痛。

但所有这些医学成就都给我们带来一种深邃、常常不知不觉的副作用。死亡这现实已经被推到我们经历的边缘位置。我们每一个人仍会死,但我们许多人并不需要多多思想死这问题。

1980年代,只有17%的人是死在家中。在之前的世纪,人一般死在住的地方。病死常常是缓慢痛苦的过程,没有止痛药。这发生在你所爱的人身上,也许就在你睡觉的房间,你会看到死亡的痛苦,听到叹息或尖叫的地方。年轻人不会受到保护,远离死亡这严酷现实。现在死的经历,已经从在人熟悉地方发生的熟悉事情,处在生活中心位置的事,转变成在一个专门消毒卫生,专业化管理的院舍发生的事,大多数人极少探访这些地方。在现代的时候,更经常的是,我们在世最后的日子是在“院舍里度过——养老院和重症监护室——组织化、不提人姓名的常规,把我们和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重要事情切割开来”。

现在人有可能到了成年,甚至在人生大部分时候都从来没有近距离亲自面对死亡。

殷切的期望:我们如何与死亡抗争

如果现代医学已经给我们生存空间,让我们以为死亡并非无可避免,那么它也在我们里面生出一种根深蒂固的强烈期望,甚至一种理所当得的感受,在我们最终面对某个威胁生命的麻烦时,这些期望和感受就浮现出来。

医生习惯了不断取得成功的时候,病人或家属要抓住每一个微小希望的时候,知道什么时候放手,这就变得极其困难。

“最有成就的专家,不是接受病人死亡,而是坚定不移地相信,生物医学有能力胜过病理过程在将近夺人性命时发出的挑战。”

病人和家属也拒绝放弃,因为总是有可能,更多治疗会多少给人带来一些生存时间。

美国联邦医疗保险1/4的费用是用在处于生命末期的5%病人身上,大多数金钱用于最后几个月的治疗,几乎没有明显效用。

现代医学已经让人产生一种强有力、全方位的自欺。死亡和从前一样普遍存在。死不是一种可消灭的疾病。死是每一个人生命无可避免的终结。人死并不是因为医学辜负他们所托。人死是因为人是人。

因为我们已把死和疾病混淆,所以我们竭尽全力要解决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我们越努力不惜一切代价抵抗死,我们看起来就越荒唐和徒劳。

这里没有什么好看的:我们如何处理死者

我们努力靠医学避免那无可避免的,但一旦无可避免的发生,我们常常继续否认死的现实,这表现在我们如何处理人的尸首上。美国殡葬业的许多习惯,与历史,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是非常独特。这些习惯以微妙或没有如此微妙的方式,努力让人看不到死的丑陋和不可逆转。

殡葬业各种以“离去的人”的“舒适”,“体面”为名义推销。

就连墓地销售也是以死者体验的质量(恐怕还真有人敢说“生活质量”)为招徕,在美国,从前人死了,在乡间地区是埋在自家墓地,或在教堂坟场,城市公墓。但到了20世纪,盈利性墓园已成为新标准。

“人处心积虑考虑离去之人”,其实是拒绝接受人的离去。人在诉诸于舒适和长久保存的说法背后,否认一种根本的分离已经发生。在追求仍然像在生一样容貌的背后,是人企图否认死亡的现实。

不知羞耻:我们如何讲(或不讲)死的问题。

历史学家Philippe Aries讲到一种“残忍的革命”:“死在过去如此无处不在,为人所熟悉,现在人要将它涂抹,使之消失,要把它变成羞耻和禁忌的话题。”他描写了人如何在不到一个世纪时间,把之前一千年思想、讲论死,经历死和临终的做法清扫到一边。

从中世纪到二十世纪,死是一种公众现象。人临时的时候常常知道自己即将离世,并不存在一种盲目的信心,以为医学要带来任何改变,因此医学也不找借口回避死的现实。家人、朋友甚至小孩子都熟悉死亡,并不尝试让自己隐藏起来不予面对。

按Aries的说法,在中世纪的西方,人临终是在公众地方发生。人在大街上留意到一位神职人员前往人的家举行最后仪式,他们就会在他身后排队,去到病人所在的房间。如他所说,“至关重要的,就是父母、朋友和邻居在场,”还包括孩子。人把死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其公开程度不亚于人出生或结婚。

再来看看北美新英格兰殖民地当时的基督徒,人认为经常思想和讲论死,这是一种美德。人每一个礼拜天前往敬拜的路上要经过教会坟场,坟场里有各式各样细致的墓碑,这样的安排是为了提醒他们,时候到了,他们也要长眠其中。除了每周礼拜天的讲道,殖民地的人偶然也听葬礼讲道,这些讲道具体讲到死,如何为死做好准备。他们经常受到鼓励默想死,把这作为个人灵修生活正常的一部分。

“我们在桌边坐下的时候,让我们思想,我很快自己也会成为虫子的食物。我们在客栈休息的时候,让我们思想,一座冷冰冰的坟墓很快要成为我的床榻。我们看放置我们宝贝的匣子的时候,让我们思想,一个小小的黑色匣子,我自己很快要被锁在里面。”——科顿·马瑟(北美清教徒)

当时儿童的通识读本经常以死亡作为主题做教导。

到了二十世纪中期,这些常态做法已经发生根本改变。这不仅是因为大多数西方人现在死在医院,而不是自己家里。这种革命性改变部分是技术方面,但远不止是如此。死不仅成了眼不见之事,被扫进医院、养老院和终末服务机构这陌生世界,死还成了一个不能提的禁忌话题

英国社会学家杰弗里·高尔(Geoffrey Gorer)写了一篇开创性论文,题为《死亡的色情化演变》(“The Pornography of Death”)。他把性在十九世纪的地位和死在二十世纪的地位做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类比。性在谈话、主流电视节目,父母让孩子看到、知道的事情这些方面地位越来越突出,死则被驱逐出人的视线和思想之外。

在1870年代,死比比皆是的时候,在宴会提及性这话题,这是尴尬的事。承认你在性方面浮想联翩,这是一件丑事。和孩子讨论性的问题,这是不负责任。但到了1950年代高尔写这篇论文的时候,禁忌的话题已经改变。二十世纪的死,变得像十九世纪的性一样,成了禁忌。在19世纪,人告诉孩子他们是鸟叼来放在门口的。还是这批孩子,他们站在床边,看着他们心爱的人死去。现在孩子对祖父去世的认识,就是他去了一个能天天打高尔夫球或钓鱼的地方。与此同时,小孩子一周7天,一天24小时都能用智能手机看到性的内容。

也许到了这里你会想,死真的成了禁忌吗?我们的文化其实对死着迷,并没有回避这话题。在一种意义上,你是对的,例如在娱乐方面。

2014到2015年这一季,美国收视率最高的前10个电视节目,有7个是以死亡为中心展开。

屏幕充斥着死,我们真的能说死已经从公众意识中被排除出去了吗?高尔论证说,情况确实如此,这是他这篇论文更深入的洞见。我们如此被屏幕通常描绘的死法吸引,这其实证明,在我们的文化里,死是一种禁忌。这证据支持,而不是反对这事实,就是我们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要忽视死的真相。死可能是寻常讨论的话题,但从我们娱乐节目带出的信息表明,死本身可以什么都是,但就不能是寻常。

请思想这一点:我们最受欢迎的娱乐节目描写的死都是暴力死亡,临到相对年轻的人身上,通常人不会预料这样的人会死。人物不是死于老年或自然衰老。他们死,是因为变态杀人狂魔,黑手党杀手,或僵尸杀了他们。人看这些节目,不是要获得对真实人类经历的认识;人看这些节目,是为了逃避那真实的人类经历。像这样的节目,有这样的死,其实是一种带着愧疚感的娱乐。

这洞见成了高尔这篇论文标题,《死亡的色情化演变》的根据。当社会禁止人展开对人类经历主要方面的诚实讨论,典型的回应,就是用自我放纵的幻想取代这种对现实的无知。我们在流行文化中消费的对死的描述,与自然的死有天壤之别,就如色情与一夫一妻、婚姻内的性生活有天壤之别。色情里的性没有一样是真实的,身体不是真实的,场景不是真实,身体接触不是真实的,一切都是幻想。

贩卖色情的人,表现不是忠贞结婚十年、二十年的夫妇,在辛苦工作一天之后,因孩子如此筋疲力尽之后,在晚上几乎动弹不得的场景。同理,娱乐节目出现死的时候,更多是属于一个幻想世界,是上新闻报道,悲剧性的死,是精神变态,或者也许是末世的死。但是无论如何,死都是一样怪异的事,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

换言之,我们在屏幕上对死的经历,只是强化了我们要让自己远离死这现实的决心。与此同时,我们离帕斯卡很自然就会有的对死觉悟越行越远。请再想一想他描述的画面。他看到的,是我们所有人活着,就像被定罪的死囚,等候被处决。我们排着队,刀落在我们前面的人头上,一个接一个。其他每一个人的死,都反照出我们自己的死,我们离死越来越近。帕斯卡就是这样活着。当他看到总体的死,这就提醒他自己具体的死。但是,当死亡出现在我们的文化里,它的形式常常违背常态、遭扭曲,与我们自己无关,远离真实。彬彬有礼的一群人禁止诚实谈论艰难真相的时候,这样的事就发生了。

Remember Death: The Surprising Path to Living Hope, Copyright © 2018 by Matthew McCullough, Published by Crossw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