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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民念主义

唯理主义的阿民念主义

唯理主义的阿民念主义如果不是刻意,实际上也是一场对约翰•卡西恩(John Cassian)和里尔斯的法斯图斯(Faustus of Ries)在五世纪发展起来,针对奥古斯丁主义而生的半伯拉纠主义的复兴。它是一场脱离那由马丁路德,加尔文和与他们同一个时代宗教改革家教导8,由继承加尔文担任日内瓦学院院长的伯撒可能过分精密加以系统化的关于预定的高等教义的运动。 阿民念主义出现在荷兰,但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类似反应性的神学在差不多同一时候也在英格兰,以及我们能看到的德国路德宗中出现。它是欧洲范围内文艺复兴运动的唯理主义对宗教改革神学侵蚀的一部分。

事情是这样的。在1589年,一位和跟从伯撒学习一年时间,名叫雅各布•哈曼松(Jakob Harmenszoon) (阿民念9)的年轻有为的阿姆斯特丹牧师,受到请求,要他回应一位住在德尔福特,名为昆哈特(Koornhert)的人文主义平信徒对预定论堕落前预定说发起的攻击,以及在昆哈特辩论的压力下改变立场,转而相信那后来被称之为堕落后预定说的两位神职人员写的一本小册子。(由伯撒和许多认同他的人在十六世纪最后三十年阐述的堕落前预定说,认为神在创造世界之前拣选一些人得救,遗弃其他的人,其中的人不是堕落的人,只是神计划要创造,有理智的人,所以在逻辑上,这是发生在神思想决定容许人堕落之前的。多特会议和大多数讲英语的加尔文主义者认同的堕落后预定说,是把蒙拣选的人看作是在神看为是堕落,被毁的人类中拣选出来蒙怜悯的器皿。)人都以为伯撒的这位学生会狠狠攻击这些叛节人士,但是阿民念在预备写作详细考察,这让他从此放弃了堕落前预定说。10 人所期望的回应从来没有出现过,相反,在接下来的20年间,直到他在1609年死于肺结核,终年49岁为止,阿民念秘密,但却是坚定地相信关于拣选和人堕落光景的“阿民念的”的观点。11

1610年一群跟从他的人发表了一篇抗辩文,陈述了五个他们宣称要受宽容和保护的神学立场。第一个立场,预定不是救人的信或定人为有罪的不信的因;第二个立场,基督死了,为的是救赎所有的人,不仅仅是为了救赎选民;第五个立场就是信徒因着疏忽(因着不再相信),可能会从蒙恩的状态失落;而第三和第四个立场则是与纯粹的伯拉纠主义脱离干系,确立无论是信心还是好行为,离开内在的恩典都不能存在。在经历激烈的辩论之后,多国参与的多特会议(1618-19) 最终宣布反对这些我们一定要把它称为半伯拉纠主义的观点,确立了与之对立的,属于多特会议自己的五个相反论点。确立了因着英文缩写T-U-L-I-P(郁金香,译者注)而出名的“加尔文主义五点论”,就是在罪中的人全然败坏和无能;神拣选罪人得拯救的无条件和决定性的特点;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担罪的有限范围(但本质是确定有效的);恩典不可抗拒,有效力的性质,更新罪人的心,通过真正有效的呼召,引领他们相信悔改; 通过神的保守,所有重生的人肯定会坚忍得到最后的荣耀。12 多特会议整个宗旨就是再次确认,拯救我们的是成就他拣选计划的神,这意味着,是基督用他在加略山上有效的买赎拯救了我们;是圣灵给我们注入信心,把我们拯救;我们绝没有可能自己救自己:救恩是完全出于耶和华的,自始自终是无条件的主权怜悯的恩赐。哈里森(A. W. Harrison)正确评价了多特会议的教规,说它“更多是对加尔文主义经典陈述的一种,多于是对阿民念主义错误的揭露”;13 其意义在于它们正面的确立,这确立控制了改革宗信仰在欧洲的表述超过一个世纪。

多特会议作出了宣告,要求宽容的请求被驳回,阿民念主义者暂时被驱逐出去;但是在1626年他们得以再回来,在阿姆斯特丹开办了一所神学院,三位杰出的人士,依皮斯科皮乌(Simon Episcopius), 克赛拉斯(Stephanus Curcellaeus)和林宝(Philip von Limborch)在其中轮流执教。然而沙夫(Philip Schaff)对阿民念主义的描述,即它是“一种‘有弹性,渐进式,不断改变的自由主义’14,却是适用在这所神学院身上。欧洲大陆阿民念主义学派游荡变成了不强调信条的道德主义和虔信主义,不时沾染着亚流派,索西奴派,自然神论和内在论哲学的特色。

在英格兰,从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伯撒的加尔文主义成为被人接受的正统信仰的一部分,这有一代人之久。贝娄(Peter Baro) (贝隆),一位成为剑桥大学玛格丽特夫人神学教授的法国难民,在1579年引发了一场争论,他以约拿书中的尼尼微城为例,为 墨兰顿教导,十年后阿民念实质上坚持的立场作辩护,宣称“神预定所有人得永生,条件是他们要相信和顺服。”15贝娄的学生巴列特(William Barrett)在1595年传讲同样的教训,由此而来的争执导致了兰白特九条款的制订。它是英格兰最接近多特教规的相应陈述,是对当时安立甘会和基督教在预定和恩典问题上的正统教义的一个半官方性质的声明。16 在1604年召开的汉普顿御前会议上,牛津大学的雷诺斯(John Rainolds)甚至要求把兰白特九条款加入到三十九条当中,但是班克罗夫特主教和欧罗副主教对此极力反对,英王詹姆士,无论如何也是决定了不给清教徒任何实质性的让步,对此说不。

然而英格兰在十七世纪是普遍按着贝娄和巴列特分清的界限,退缩离开了堕落前预定说和堕落后预定说的加尔文主义 。尽管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后期,由剑桥大学的惠泰克(William Whitaker) (死于1595年)和波金斯(William Perkins) (死于1602)这两位英格兰在国际上唯一知名的神学家持守的伯撒式的加尔文主义,似乎是在推动着一切,但好像兰斯洛特 •安德鲁斯(Lancelot Andrewes)和欧罗这样的人,正如他们之前的胡克(Hooker)一样,却已经是静悄悄地与之划清了界限,认为这是一种狭隘,非大公的产物,他们的观点渐渐被人接受。英王詹姆士一世本人尽管在救赎论上是一位加尔文主义者,却和一位坚定的加尔文主义者, 坎特伯雷大主教艾伯特(George Abbot)一样,对那些接受他那君权神授主张的“高派教会人士”心怀好感,而这些人是倾向同情阿民念主义的。在查尔斯一世时期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劳德(Laud), 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查尔斯对清教徒极不喜悦,他受劳德的引导,提拔了许多阿民念主义者,17 最终的结果就是使安立甘会的神学离开了伯撒经院哲学的世界。当时大大盛行的对希腊教父的兴趣确立了这种倾向。在十七世纪中期,剑桥大学的柏拉图主义者(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和荷兰的阿民念主义者有着个人的联系18),开始传播他们那种吸引人的,把道德主义和自然神学结合在一起的学说,这成了以后自由主义的源头。人们开始把绝对的,针对个人的预定看作是清教徒特有的观点,在1660年之后,王位复辟使得一切都朝着清教运动坚持的反方向发展, 加尔文主义 的地位就变成了只是不从国教者坚持的古怪观念。安立甘会的神学家除了个别例外,都是模范的阿民念主义者,确实,直到今天他们依然如此。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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